18-06-29

【转】人民日报批: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也是形式主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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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日报》发文怒批,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是形式主义,又发文再批:发文电过多!要材料太急!

人民日报: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也是形式主义

对于各种各样的工作台账,基层干部并不陌生,可以说是对此不堪其苦。不同的部门要求不一样,要应对上面的检查,基层干部不得不在工作中随时准备好几本台账。不管工作做没做,也不管有没有效果,只要落在了纸上,只要留下了痕迹,也就算了交差。

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。面对各条线上的检查,面对各个部门的检查,基层单位少不了一大堆资料盒,一大堆工作台账,一大堆文件。只要是谁的文件多,资料多,文件盒子多,谁的资料做得扎实,环环相扣,图文并茂,有安排,有部署,有“效果”,换句话说只要在文件堆里能够看到“落实的过程”,也就会得高分。

这样一来,下面知道上级部门的路子,就想方设法的做纸上文章,于是只要一开会,各种会标就不断变换,各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就会不断的照相留底。大家各取所需,把领导和参会人员当成了道具和木偶。各种简报信息就纷纷出笼,各种抓落实的材料就装进了文件袋。虽然基层干部也深知这是一种弄虚作假,但迫于上级要求,也只能一假到底了。

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现象出现在基层,根子其实在上面。客观人员工作要求有痕迹本来没有错,毕竟要体现一种政策抓落实的过程,这是本身也是一种督导方式,但如果过分讲究和要求“痕迹”,这就变了味。

说到底还是因为上级干部或相关部门缺乏一种务实精神。到基层检查工作只是走马观花,看看基层的台账做得咋样,看看基层的工作痕迹如何,而没有亲自到田间地头,没有在街头巷尾,没有深入基层群众去调查了解,久而久之,上面有所好,下面有所效,也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和惯例。

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危害不小。不要以为这种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现象是一件小事情,其实无论是对基层工作,还是对上级领导都会带来巨大危害。对于基层干部而言,为了应对上级检查,成天搞一些“纸上谈兵”,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,而且让基层干部身心疲惫,产生困惑。一方面要面对诸多的矛盾问题,要推进各项具体工作;一方面却要抄抄写写,要落到纸上,搞得狼狈不堪,疲于奔命。对于上级干部而言,如果只是注重纸面上的问题,而缺乏实际调研,就会空对空,在制定政策时就会悬空。

凡事要求“工作留痕”必须彻底根治。首先要把这种形式主义变种揪出来,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,带头进行整改落实,不必要的纸面检查必须要剔除,不能给基层干部增添负担。从领导干部抓起,从领导干部改起,大力倡导基层调研之风,不以书面痕迹为依据,而以干部足迹为依托。其次要优化考核设置,在目标考核中注重基层群众的口碑和工作实绩的参照,而不是在纸堆里搞考核。

“上午刚接到通知,下午下班前就要反馈情况。每天类似通知一个接一个,时间紧、任务急、人手少,让人身心俱疲。” 近日看望一位在乡镇工作的同学,发现桌上各种文件夹里密密麻麻套着很多小文件夹,一问才知都是需要尽快上报的各种材料。一些地方政府和上级机关热衷于“文来文往,以布置代替落实”,大事小情总爱下个通知,大小工作都想列个图表,大小问题都得发个指导意见,还要求层层书面上报。尤其,最近关于各地精准扶贫过程中表格资料名目繁多、任务繁重的问题引起了不少基层扶贫干部的共鸣。一些地方出台的扶贫表格名目越来越多,程序越来越繁琐,不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,而且导致很多基层驻村干部忙于应付填表和检查,而没有精力去做实际的工作。

上级领导机关是作风建设的组织者、管理者、推动者,是作风建设的风向标和指示灯,既负有领导责任,也负有示范责任。领导干部要带头身体力行,知责明责,少些“纸上谈”,多些“现场干”,紧紧抓住群众普遍关注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,深入群众、深入实际找对策。以“面对面”的引领,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,而不能习惯以文件落实文件,以会议落实会议。那样只会滋生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,讨人嫌。

 

附:

人民日报:一些单位偏偏要下班才开会布置任务

有效加班能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,但如果加班太多以致“过度”,造成的危害或许更大。个人要钻研业务、提高效率,单位在安排工作时,也应统筹考虑,既压担子又减包袱,努力减少被动加班,避免无效加班。

一位朋友在出版社工作,以前,由于活儿多,约稿、组稿、审稿,上班时总也完不成,晚上加班成了常事,一周内难得回家吃一次晚饭,家里人意见很大。最近,朋友改变了工作方式,提高效率,尽量在上班时间完成工作,几周下来,几乎每天都能按时回家,活儿也干得很出色。朋友说:“一家人围在餐桌前吃晚饭的感觉,实在是太棒了!”回家吃饭,本来是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事。很多人都记得童年时被长辈喊回家吃饭的情景,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,饭桌上大碗小碟散发的菜香,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。今天,我们在职场奋力打拼,为理想日夜奔忙,许多人不经意间已经忘了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滋味。按时回家不容易,动辄加班成常态。

大家为什么总在加班?

一是个人工作效率低,活儿干不完。同样一项工作,有的人思路清晰,上手快,有的人找不着感觉,摸不着头脑。如果业务不熟,做事拖沓,上班时间完不成工作,晚上加班就不可避免,甚至“长”在了办公室。

二是单位管理不科学,越干活儿越多。一些单位不重视员工休息权,明明不是急活儿、紧活儿,偏偏要临近下班了才召开会议、布置任务,这种不合理的工作节奏,放大了紧张情绪,加重了加班负担。

三是社会观念有误区,无效加班多。有的单位即使能够按时下班,但由于在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“加班文化”,按时下班似乎成了工作不积极的同义词。明明可以按时下班,偏偏互相比着看谁熬得久、走得晚。这种一味消耗时间、人浮于事的无谓加班,尤其令人反感。

应当承认,有效的加班能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。我国周边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,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,勤奋的加班文化曾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但更要看到,如果加班太多以致“过度”,造成的危害或许更大:频频加班影响家庭幸福,加剧心理压力,由此导致的职业病现象也比较突出。至于人浮于事、效率低下的无谓加班,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毫无益处。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,让职工快乐生活、体面工作,不仅合乎法律制度,也顺应时代潮流。

当然,不提倡过度加班,并不是说就允许敷衍本职工作。一方面,个人应注意钻研业务,提升能力,避免拖沓。另一方面,单位在安排工作时,应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统筹好,特别是充分考虑时间要求,既要给员工压担子,又要减包袱,让工作任务与时间要求相匹配。当发现有人经常加班时,应认真分析原因:是任务量增加、工作流程不顺畅?还是业务不熟、能力不够、效率不高?然后对症下药,改进安排,加强培训,增强能力。对无法避免、不得不进行的加班,应及时给予补偿,努力减少被动加班,避免无效加班,杜绝无谓加班、无偿加班,让员工能够始终保持正能量、好心情,使工作与生活张弛有序,松紧有度,节奏更合理。【转自干部参阅微信公众号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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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-03-24

【转】浅谈当前基层信访维稳工作存在的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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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自:读万卷书破万里

群众无难不上访,信访群众普遍是守法公民,但也不可否认有少数人打着上访维权的幌子,拿出进京非访作为威胁手段,提出一些过高不合理要求,对于因属地管理而无法回避维稳责任的乡镇、街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,对其他重点工作任务的完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,甚至对基层信访维稳工作人员身心造成了诸多无法言表的伤害。现结合基层信访维稳的实际工作,对当前基层信访维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,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。

一、当前基层信访维稳中面临的实际问题

(一)信访的“属地管理”原则,使基层维稳面临诸多困难。

当前,发生进京非访后,责任追究主要是查看非访人员的身份信息,国家追究省,省追究市州,市州追究县市,县市追究乡镇和街道,一级追究一级责任。这种无论上访原因而绝对的“属地管理”原则,对基层造成的压力很大。当前,基层最感头疼的信访案件有以下三类:

1、 “涉法涉诉”的信访案。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《信访条例》,信访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反映情况,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,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。据此分析,按照《信访条例》接受的信访事项应是行政机关处理的事项。然而,将涉及法院判决、执行等信访案件推到行政机关负责,这显然是不可能解决的,行政机关不应也无法参与干涉审判机关司法行为。例如:姜在华的信访案件,他因对法院的判决不满而常年上访,该走的程序已经全部走完,已“三级终结”在最高人民法院备案。但此人仍然进京,不走正常渠道,进行非访,基层没有化解的权力能力,却只有维稳的责任,这显然是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。

2、涉及跨地区的信访案件。所谓跨地区案件指的是虽然户籍在本地,但是反映的事件是在另一地区发生的,跨县市或是跨省。例如我镇居民崔凤日,上个世纪末期,在龙井丢失两台推土机,罪犯将其贩卖到了废品回收公司,后又转手到了延吉监狱,当地边防派出所破案后,没有去追缴赃物,而是开具介绍信让其自己到延吉监狱索要,遭到拒绝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。2013年5月,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马明接见了崔凤日,当面承诺给他20万元,由龙井市公安局向上申请信访救助资金,报省里批准后发放给了崔凤日。

3、已经长期不在本地居住人的信访案件。有一部分重点信访户,因种种原因,长期在外地生活,但户籍却一直留在原地。每到敏感时期,联系他们并进行稳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例如,我镇的宣立新,在我镇的住房已经卖掉了,他本人经常奔波于图们、珲春、舒兰等地,再如姜在华,两口子长期在青岛照顾老人,对于基层维稳人员而言,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,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行踪,造成基层维稳时非常被动。

(二) 无理访打击乏力,谋利型上访步步紧逼,牵扯基层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1、无理访打击乏力。无理上访,就是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已按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事实依据处理终结,但上访人拒不接受处理结果,就同一问题重复上访,提出无理要求的行为。例如,王彦山对凉水煤矿改制提出的问题,已经三级终结;姜在华的涉法涉诉案件,也已经三级终结,但是他们仍然进京非访,因为对于他们来讲,即使非访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处罚及强制措施,最多就是个行政拘留几天,这更加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,地方政府只能派人接回,住宿、吃饭、车票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,即使这样,他们有时还故意不合作,趁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,制造麻烦,给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。

2、谋利型上访步步紧逼。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,许多就是上访专业户。这些上访专业户主要呈现出四个特征:一是从年龄上看,上访专业户一般在40-60岁之间。在这一年龄段的人,人生阅历丰富,精于人情世故,这可能是他们善于上访、跟政府周旋的重要原因。二是从上访次数来看,上访专业户上访次数多,上访频率较高。他们不断地挖空心思,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去上访谋利。一旦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依据之后,马上就动身上访。有些上访者甚至一个月要上访好几次,成为当地政府的“熟人”和地方社会的“名人”。三是上访专业户懂得法律政策,精于钻政策法律的空子。四是上访专业户善于抓住政府的软肋,并通晓政府动态,以捞取利益为终极目的。

3、维稳投入居高不下。每到敏感时期,上访户都会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,为了稳定,每年我镇在这些信访重点户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是小数目。例如,为王彦山房屋维修,为宣立新孩子上学资助学费,为金成吉和孩子看病派车、困难救助、垫付手术费等等,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;敏感期还要24小时盯防,轮流换班严防死守,并且随时还要跟访领访,牵扯了大量的人力,财力。

二、基层维稳渐入困境的原因分析

(一)政策缺位。目前基层信访工作的困境是,无法对上访者进行清晰分类而降低了信访治理绩效。如何区别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始终没有求解之道。国家信访局称80%的上访是有道理的,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区分,没有实质性意义,其实践的结果是无法区分。无法甄别维权型上访和无理上访,则无法制定相关政策来治理无理上访,或者说即使有相关政策也无法实际操作,这就为那些希望通过上访来谋利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(二)责任错位。当前对基层信访的考核制度是对上访量的统计,对息访率的考核,在属地管理和这种压力型体制下,稳定成为了第一责任,基层干部为了“帽子”问题,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信访者息访。于是,面对越来越多的谋利型上访者,基层政府使出浑身解数,在“起火”与“救火”之间来回奔走。因此,当上访专业户死皮赖脸、胡搅蛮缠让官员们烦不胜烦时,给上访者施舍一些钱财、给点小恩小惠,以达到息事宁人、罢诉息访的目的,成为了政府部门应对上访时的普遍选择。这种“救火”式的处理方式,不仅破坏了既有的规则,而且对其他当事人起到示范作用,使部分谋利型上访者看到了谋利的希望,为上访专业户的进一步蔓延创造了空间。

(三)治理无法。《信访条例》对政府行为很有约束力,但对那些无理上访的人则没有任何约束力,这让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很被动。再加上近年来个人权利本位畸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强调,这些都为无理上访者与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,因此,一旦基层无法满足其要求,就会出现越级上访。

三、几点构想和建议

上访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,它的出现和不断蔓延,既有体制的原因,也由思想意识的原因、政治法律制度和领导方式的原因,理顺和解决好上访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。

(一)创新和完善信访相关制度。

1、合理界定信访界限,重塑信访功能。在当今中国,上至国家大事,下至家庭邻里纠纷,信访无处不在,无所不管,“信访洪峰”的出现是信访范围无限化的结果,只有明确信访的范围,才能充分发挥行政信访的功能和作用。由于信访制度偏离了其“政治参与”功能的制度初衷而承载了本不应承担的权利救济功能,由此造成其既无法充分实现民主监督的功能,又破坏了司法权威,进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因此,要充分发挥信访制度的功能,应将其功能定位于民主监督和政治参与。这不仅需要像信访这样的民意表达机制的完善和发展,也需要强化信访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,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有序化,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使。

2、建立无理上访终结机制。在当前的确存在信访案件“三级终结”制度。对部分确无问题可解决,信访人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信访案件,经上报州、省信访联席会议复核,确认为无理信访事项后,报国家信访局备案,涉法涉诉案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。备案的信访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去省进京正常登记上访,不再列入通报范围内,不计总数。但是,一旦他们进京非访,仍然没有行之有效的打击手段,仍然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维稳压力。因此,必须完善对确认的无理访的终结机制。对于已经确认备案的无理访,不应该再由地方负责,国家应从法律层面上坚决给予打击,防止无理访变为无休止的信访。

(二)加强基层政府的信访治理。

1、提供法律援助,完善利益诉求机制。上访是群众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途径,上访者大多数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,正是因为其本身状况的不如意才希望通过上访予以解决。因此在处理上访案件时,应将信访和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有机结合起来,对涉法问题做好解答,对符合援助的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,增强信访的法律含量,提升公民依法信访的质量。

2、建全重大事项信访风险评估机制。妥善解决好上访问题就是减少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,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目的的一项社会战略。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隐患作出评估,确定风险等级,将其纳入维护社会稳定、实施源头治理的系统工程,以此建立早预防、定措施、想对策、清根源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,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的隐患。

3、逐步推进信访听证制度。把听证机制引入到信访工作中,对重大疑难信访事项组织听证能减低成本、提高效率、减少事后不必要的矛盾纠纷。在听证的程序设计上,可引入第三方介入模式,如邀请公信力较强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人士参与信访听证,让整个听证过程在阳光下运行,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听取当事人的意见,做好评议意见,对未超过半数以上听证者的认可的评议意见,不得申报终结。信访听证制度扩大了无理信访事项终结机制的社会参与面,让社会来监督政府部门是否有依法办事,从而压缩无理上访户与政府部门博弈的空间。

4、加大对基层维稳的保障力度。一是要加强对维稳干部的工作能力的培训。二是要落实维稳经费和装备,加大对基层维稳工作经费和装备的支持,确保维稳工作的后勤保障到位。同时,要解决基层维稳干部的政治、经济待遇,使他们能安心在一线工作。三是要爱护愿意做事的维稳干部。改革会有风险,干事难免失误。对于那些敢于做事而出现失误的干部、得罪人的干部、有争议的干部,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对干出成绩引来忌妒、大胆干事得罪人的干部,要看得“重”些,肯定要“多”点;对有争议的干部,要深入分析,正确对待。对那些不愿做事或不适合从事维稳工作的干部要及时调整,确保维稳战线的战斗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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